現在人說王安石是11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，但與王安石同時代的人卻說他是一隻獾。
站在今人的角度，這些自然只是笑談，不過這笑談背後透露出的卻是時人“不是笑談”的心理。宋人袁褧在《楓窗小牘》中說，王安石變法不久，有人在大相國寺牆壁上發現了一首詩：“終歲荒蕪湖浦焦，貧女戴笠落柘條。阿儂去家京洛遙，警心寇盜來攻剽。”
蘇東坡說，這是一首含簽詩：首句，終歲，即十二月，為“青”字。荒蕪即田上長草，為“苗”字。湖浦焦，為去水，為“法”字。三字合起來則為“青苗法”；第二句，貧女戴笠即“安”，落柘條即“石”，合起來則為“安石”；第三句，阿儂為吳方言，意為“吾”，在此通“誤”，京洛是國都之意，於是借指為“國”，二者合則為“誤國”；第四句，“寇盜”皆民之賊也，換種說法即“賊民”，四句合起來正好是九個字：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。
但就是這個群眾眼裡“誤國誤民”的王安石交給皇帝的卻是一份不錯的經濟答卷。自立國日起，趙宋王朝的財政就不給力。王安石上臺後，這一情況徹底扭轉。可即使如此，王安石依舊不受待見，到處都是嘲笑和譏諷他的人。
北宋末，以敢言著稱的名臣陳瑩中說：“尋常學者須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，即是一分好人，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，便是十分好人。”這樣的情況不獨宋代有，歷代都有。跟王安石一樣，之前的很多年，張居正幾乎就是奸臣的代名詞。
其實張居正生活的時代，大明王朝已岌岌可危。是他動用非常手段，強力推動改革，使王朝出現了中興的跡象。按說，這樣一個人，不說居功至偉，起碼無論生前還是死後，都應風風光光。
歷史的吊詭就在於，生前的風光，張居正享受到了，死後的風光卻並不持久。1582年，張居正死後半年，朝中出現攻擊他的風潮。1584年，萬曆皇帝在上諭中，指其欺君毒民、收受賄賂、賣官鬻爵、任用私人、放縱奴僕、淩辱縉紳等。隨即他被奪爵奪諡，籍沒家產，幾近開棺戮屍。
於是我們不禁要問，為什麼會這樣？
這恐怕還得從中國人的文化觀念上說起。在《論語》裡，孔夫子無論好壞，對人的評價只有兩極——君子和小人。如“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”，“君子喻于義，小人喻於利”。
而對君子和小人的區分卻更多只是道德層面，而非事功層面的判斷，所以歷來的讀書人都愛談氣節，而恥於言利。孟子見梁惠王，梁惠王說，老先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對我們國家有什麼好處嗎？孟子的回答具有迷惑性，大王何必談好處，只要有仁義就行了。在這樣一種話語體系下，王朝需要的是司馬光之類的人。
所以與張居正同一時代，後來博得大名的海瑞在評價他的老領導張居正時，說了一句振聾發聵的話：“工于謀國，拙於謀身。”可能這就是王安石和張居正們真正的悲哀所在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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