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師兄是公認做學問的料。他的頭很大，眼睛很亮，思考時總愛扯頭髮，才上大四，就有謝頂的跡象。他還有傳奇的家世。據說，本地博物館至今珍藏著一封孫中山寫給他外公的親筆信。
一次選修課，授課老師不中斷點他的名字，不是提問，而是求證，求證他的某位祖上在歷史事件的現場是否如是說、如是做。
一段時間內，只要我去階梯教室，就會遇見陳師兄。他總坐在最左側第三排的座位上酣讀，哪怕已考取國內最好的研究所，在大學最後的時光，仍堅持學習。
離校前，他把大包資料薪火相傳般送給我。長江邊，他對我說：“我畢生的追求不過是在專業的研究機構中，有一張書桌可供研讀。”
我們通過幾年信，後來，斷了音信。
失去聯繫的日子裡，我總想，陳師兄的職業生涯應該會一帆風順吧，畢竟他所求、所長、所擁有的，恰如為這一行所設。
一次聚會，我遇見陳師兄。他在一所師專任教，說實話，我原以為他有更好的選擇。
這些年，他經歷了很多，比如辭職、再就業，比如抑鬱症及治癒。
“那時，我和導師鬧得很僵。”他沒說具體原因。
衝突導致延期畢業，延期畢業導致就業時他沒能進心儀的單位。
帶著怨氣工作，從一開始，就註定他與環境格格不入，他想研究的課題申請遲遲不被批復，還要承擔一部分行政事務，他視之為“學術的磨難”。
“我一向自負，但同期的同學個個比我做得好。”
“從那時起，我的頭髮就全掉光了。”陳師兄指指他的光頭，“最激烈的一次，領導讓我去機場接來訪的客人，我把車鑰匙扔在地上，喊：‘老子不是來做司機的！’”
他搖搖頭。
“然後，我就無法工作了，覺得人人針對我，事事做不好。我負氣辭職，在家休養了一年，暴瘦，接受治療。”
“然後呢？”我問。
“我要自救。除了服藥、看醫生，我每天問自己：‘你最初想做什麼？’‘你現在能做嗎？’‘你是幸運兒嗎？’”
“幸運兒？”我好奇。
“是啊，”陳師兄笑道，“忽然有一天，我意識到，我最初不過希望有一張書桌可供研讀，我從未失去過；我受過本專業最好的教育，只要願意，還可以繼續從事該項工作。我已經足夠幸運，我不能要求更多。”
有一天，我在世貿天階的天幕下問自己：“你是幸運兒嗎？”
當時華燈初上，玩具小火車嗚嗚作響，廣場上，不斷有人扔飛盤，不斷有人去撿。
我正陪來京的親戚閒逛，手指著天幕，示意他們去看，其實只是為了仰著頭，掩飾我的淚光。
這個夜晚來臨前，我才和我的編輯聊過。
我的寫作狀態不好，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，又有一本新書上市，精神高度緊張。
“每天都像股民看大盤一樣，盯著排行榜，名次一波動，我就不平靜。”我歎息。
“你怕什麼？”編輯直接問。
“我怕再也寫不出來，怕寫不好，怕不能寫得更好。”“我怕時間、精力不夠用，事實上，確實不夠用。”“我怕一個熱點出現，還沒來得及表達觀點，又一個熱點已覆蓋了之前的。”“我怕，怕有一天，被市場淘汰，不被讀者喜歡。”“我最怕的是，我只會寫，別的都不會做……到時候，該怎麼辦？”
我說出我長久以來的擔心。在美輪美奐的天幕下，我仍沉浸在自我營造的焦慮中。
莫名其妙地，陳師兄的話，忽然浮現在我的胸口，一句接一句。
我也自問自答起來：“你最初想做什麼？”
我最初就是喜歡寫，從小學寫作文，到中學寫詩、寫散文，到大學四處尋求發表的刊物。研究生畢業時，我找了份出版社的工作，不過是因為它離文字最近。
“你現在能做嗎？”
能，只要願意，一直能。今天已比最初好太多，我不再是求發表無門的文學青年。
“你是幸運兒嗎？”
當然。
我從前不過是奢望寫作，哪怕偷偷的，不為人知。我從前沒想到，會有一天能以文字為業，這已超乎我的期望。
“我是幸運兒。”我肯定地對自己說。並且默默念了有50遍，在心裡。
沒人知道，幾分鐘間，我的心走過千山萬水。我盤點了想得到的和已擁有的，如陳師兄所言：“我已經足夠幸運，不能要求更多。”再多的，就是命運贈予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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